你不了解的真实三国——读《吕思勉说三国》
本文整理自“莺见”微信公众号：
这本书买了至少七八年了，近期终于有时间一读。
当时从网络上购此书完全是依照书名，并未对其内容做更多调研。近日研究，发现此书应是后人做的合集书目，并非吕思勉先生在世时就出版的独立图书。究其关系，本书包括“三国史话”和“三国史论”两部分，前者才是吕先生之独立书目《三国史话》，而后者应是出版社编辑收集的吕先生著作文章中关于三国历史的部分。合成一书，称之为“吕思勉说三国”，倒也贴切。
然后，从目录结构上，本书全由相对独立的文章构成，缺乏逻辑关联，更像是一部文集。特别是占绝大部分篇幅的“三国史论”部分，文章大量选自吕思勉的断代史著作《秦汉史》，几乎全为文言文，读起来就更为吃力了。
不过，阅读此书仍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吕思勉治史的特点，那就是力求多史料交叉验证，即便对于正史，也多有证伪的论断，体现出对历史不盲从的辩证思想。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也能发现，过去从小说、影视作品中接触到的令人感叹的故事、言论，很多往往不可信，这就是艺术创作和史实的区别，提醒我们要站在历史时间的角度看待历史事件。
由于本书信息量极大，接下来，我只从部分文章中摘录几处吕先生的治史观点，以供评论。
宦官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宦官等同于太监。事实上太监是比较晚的俗称，来自于明朝的二十四监。即便在明朝以前，宦官也不严格等价于阉人。
“宦”字的本意，应是“仕”，即做官。对于古代来说，特别是先秦，学校基本不会教授实用的就业技能，因此往往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有些工作并非是给官家做事的，而是给私人。所谓门客，即是为主人做事，也受主人所养。因此“宦”字又引申出“养”的含义。
贵族有门客，皇帝自然也有，因此称之为“宦官”。那么它又如何与阉人联系到一起的呢？
古代的刑法，有一种叫宫刑，司马迁即受此酷刑。但只要不死，受刑后的人也都有事情可做的，只是区分贵贱而已。考虑到妻妾的“安全”，贵族们往往会使用阉人做门客。对于皇帝的后宫而言，宦官自然也都是阉人了。地位卑贱之人，往往会自行阉割以获取作为门客（入宫）的资格。
事实上，汉光武之后，宦官才都是阉人，在这之前则不一定。
因此可以总结出来，“宦”从原来的做官，引申到门客，再与内室关联起来，就越发地等价于阉人了。
那么为什么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干政的事件呢？吕先生认为这是皇帝的视野所决定的。皇帝深居宫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宦官，即便他有治国之才，但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也只能是一名昏君。
外戚
谈论汉末的外戚专权现象离不开何进，何进出身于屠户之家，因其妹成为汉灵帝皇后，并生下皇子刘辩，进而被委以大将军之职。在与宦官的斗争中，本来占据武力优势，但一则由于何太后被十常侍所说服，二则召外兵董卓进京，从而被杀，连带引起汉末三国之乱。
十常侍如何能杀得了何进呢？原本十常侍以皇宫作为堡垒，外军是不敢攻打的，毕竟有造反之嫌。十常侍矫诏召何进进宫而杀之，吕先生认为这是没有考虑到后果之为，毕竟这时候不可能还妄想人家不敢进攻皇宫了。
我以为，这时候的十常侍已经听说何进要召外兵入京，事态紧急，不能坐以待毙，杀何进只是紧迫之举，来不及想后果了，只能搏一搏。总不能求何太后让何进退兵吧。
历史上汉朝的外戚最为严重是有多种原因的，皇帝频繁幼年继位是开启新一场外戚专权的敲门砖。吕氏、王氏、窦氏、何氏莫不如此。但外戚就是专权的代名词么？显然霍光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外戚相对于内戚更容易祸国吗？不然，吕先生认为，亲戚关系不代表亲近，比如汉初的七国之乱，哪一个不是刘姓宗室。
吕先生认为，首先关系要亲，才能谈戚，不能因果倒置。
黄巾
汉末黄巾军的领袖叫做张角，他以传太平道的方式组织众人造反。然后在巴蜀一代，刘璋之父刘焉的手下有两个人，张修和张鲁。记载称张鲁的爷爷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经张陵子张衡传至张鲁。后张修也在该地区传播五斗米道。后张鲁杀张修。
吕先生认为，史书上对张陵的记载甚少，颇为怀疑。因此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张鲁杀张修之后，汉中地区的百姓依旧要信奉五斗米道的，只是张鲁不想承认该道出自于仇敌张修，因此移花接木将其事迹安在了其祖父张陵身上。
道教的发源是多线的，和汉末的张陵、张修、张角、于吉可能皆有关联，只是却与老子毫无关联。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初期信众总要诵读点什么文字，刚好老子有《道德经》，就这样，老子莫名其妙地就被当成了道教的始祖。
后汉的地理
汉末全国分十三州，其中十二州每州置一名刺史，剩余一周属于司隶校尉。州下设郡、郡下设县。郡的最高长官叫做太守，比如三国中徐州陈登被曹操授命为广陵太守之位。
刺史原本只是用来监察郡太守的职位，汉灵帝时因为平判的需求，在刘焉的提议下，改刺史为州牧，但并非平替。
刺史虽以监察太守为职，但其官位比太守低。有人（刘焉）认为不妥，应该用资历更深的人，才能压制太守。吕先生对此颇为不认同。太守职位掌管行政，要有手段和经验，必然要用有资历的人。而刺史不需要资历和稳重，而看重其锋锐。
设立州牧制度之后，除个别州外，一个人一般做刺史一段时间之后，方可升为州牧。而一旦成为州牧，他要割据所需的实力也就基本具备了，如同唐代的节度使一般。因此，汉末的纷乱多少与州牧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刘备在陶谦时候领的徐州牧，以及后来曹操奏请献帝命刘备为豫州牧，都是此种官职。
另外，十三州中的一州属司隶校尉监察，这是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时遗留的制度，用以方便缉捕擒拿之用。
董卓的扰乱
董卓之乱起于何进。董卓进京后，也并非完全没有好事。之前宦官专权，迫害贤良，污为党人，杀的杀，入狱的入狱，最差的就是不准做官，此即“党锢之祸”。董卓将这些人一一昭雪。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董卓立刻换掉了皇帝，将刘协推上了皇位，是为汉献帝。吕先生认为此举甚为愚蠢，古代皇帝若没有大错，不可行废立之举，否则容易留下口实。后果也很明朗，董卓立刻招来了“十八路诸侯”的攻击。
董卓焚烧洛阳，迁都长安，走之前，还令吕布盗掘汉朝皇帝陵墓，坏事做绝。然后跑到长安建了一座“郿坞”，以供据守。这是多可笑的想法，城池多坚固才能抵挡住大军的攻打呢？可能他以为未来最多只有小股军队，不会有大军吧。后来的公孙瓒几乎也是效仿董卓，只是更蠢一些，建了个楼。
董卓被吕布、王允诛杀后，由于王允的刚愎自用，逼反了董卓女婿牛辅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在贾诩的建议下，收集残部，攻下了长安，吕布败走，王允被杀。
后来李傕、郭汜互相攻伐，汉献帝趁机回逃洛阳，一路上也不太平，随行的部将也是各怀私心，董承暗中派人召来了曹操。说到董承在三国演义里一副忠义的形象，其实他原本是牛辅的部将，属于董卓的手下，后召曹操，并在“衣带诏”事件中被杀。王夫之言：“董承者，与乱相终始，无定虑而好逞其意计者”。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公孙瓒本是刘虞的部下，但刘虞无甚才略，公孙瓒便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当初袁绍和韩馥共同推举刘虞做皇帝，刘虞推辞，并送信到汉献帝那解释。此时刘虞之子刘和还在洛阳，汉献帝赶紧让刘和去召刘虞来接应。
公孙瓒担心刘虞救驾后威望增高，便串通袁术一起把刘和扣押，阻止了刘虞。此时他想攻打冀州韩馥，不想韩馥弃官而去，把冀州让给了袁绍。袁绍不比韩馥，不是公孙瓒能够挑战的。
初讨黄巾时，兖州刘岱被杀，鲍信推荐曹操作为兖州牧。曹操击败黄巾军，收其兵数十万，这就是著名的青州兵，同时兖州也成了曹操的大本营。
后曹操以报父仇为名，进攻陶谦的徐州。至于操父之死是否与陶谦有关，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毕竟确切地是确实是陶谦部下所为，但陶谦要负多大责任要另谈。很可能这也是曹操出师的一种托辞罢了。
不料此时后方的大本营出了事，张邈、陈宫判迎吕布，攻打兖州。需要注意的是陈宫并非在中牟县救曹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吕伯奢的事，同时吕伯奢亦有多种故事版本，载于《三国志》裴注中。
曹操回师平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受到蝗灾的影响下，最后终破吕布。此时陶谦已死，吕布又勾结袁术共击刘备，刘备出逃，最后又依附吕布，屯小沛。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先生认为，诸葛亮隆中对所言“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中，更紧要的是前者，毕竟即便挟天子，刘备、孙权依旧与其对抗，可见挟天子的效果有效，不过是在有些事务上更方便而已。
当初献帝回到洛阳，据说曾经召吕布前去救驾，但无奈吕布太穷了，没有开拔的经费。后由于董承的私心，召来了曹操。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董昭的人的帮助。董昭原是袁绍的人，因害怕迫害，逃至献帝身边。
董昭写信给杨奉放曹操来洛阳，并劝说曹操带献帝回许都。吕先生认为英雄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看来并非像演义中的那样，是曹操想接献帝就能接的，这里面有一些不大不小的阻力，可能自己处理麻烦一些，但是意外得到他人协助就顺势而成了。恐怕这也是袁绍等不能迎驾的原因之一吧。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官渡之战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这里我们只重点讲几个吕先生的观点。
首先的一条论断是袁绍没有挟天子是一大败笔。吕先生认为当时挟天子并无多大用处，曹操不是挟天子了吗，袁绍不也要以死相拼。况且袁绍曾经胁迫曹操把献帝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曹操显然不会答应。袁绍内部还有其他问题也需要处理。
其次，《三国志》记载田丰曾劝袁绍派兵突袭曹操后方，而袁绍因小儿生病而没有答应。吕先生认为这都是事后附会之谈。因袁绍距离许昌很远，且曹操之人也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防备，孤军深入只能是送命。
第三，曹操用许攸计谋突袭乌巢，郭图劝说袁绍不去救乌巢而是去袭击曹操大营。吕先生认为曹操既然能和袁绍长期对峙，兵力比不会太少，当晚他只带五千兵去袭击乌巢，大营必然还有重兵把手，不可能被轻易击破。反倒是乌巢，距离袁绍大营仅四十里，且淳于琼兵力是曹操两倍，怎么能说来不及救呢？除非曹操突袭乌巢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的。
曹操剿灭袁氏势力前后一共经历了九年。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这两件事上，演义和真实历史差别不大，唯有吕先生的几个观点值得揣摩。
第一，关羽之败亡，和刘备急于取益州脱不开干系。关羽当时为啥北上攻打襄樊？无非是配合刘备在益州的行动，以牵制曹操兵力。如若刘备不急于攻下益州，而是先占领汉中，联合当时还未全败的马超、韩遂，扰动关中，曹操可能就难以对付了。结果刘备立马吞并刘璋，之后就只能以一己之力向北抵挡曹魏了。
我觉得这倒是多少有些牵强了，且不说马超韩遂能够做到十分配合，但说刘备当时的战略已经是基于隆中对的了，既有刘璋的邀请之机，岂有放过之理。如若先占领汉中，那何时再有南下的机会呢？更不用说汉中向益州出兵的蜀道之险了。
第二，猇亭之败，演义上说是刘备为兄弟报仇。实际上刘备出兵距离关羽败亡已经一年半，他攻打荆州应该就是他觉得向北攻打曹魏兵力不足，但是攻下荆州则有一定把握。对于隆中对所言必然存有一定执念和侥幸。
我看到有一些短视频博主对此的观点是，荆州的失守，会让刘备带去益州的荆州派人士感到心寒，刘备只能出兵，给这些人一个交代，否则刘备很难团结这些力量。不过，这种猜测，估计很难在史书中体现出来吧，属于一种基于现代“暗黑学”的揣测。
替魏武帝辩诬
受到演义的影响，大众普遍认为曹操是枭雄。这个词并非褒义，源自大家都认为的曹操有篡汉之心。吕先生不这么认为，一部分证据出于史书中的一些记载，在电视剧中也是经典的一段自述。
曹操当年做官因得罪宦官而不得不辞职，他回到家乡构筑房舍，等待天下太平。这期间，他文武兼修，可见他的志趣豁达，并非争名逐利之辈。后来被朝廷征为都尉，募兵也不求多，怕和强敌争衡。
孙权写信给曹操劝进，他说只愿为周文王。这一段又让世人认为是想让他儿子代汉的证据。然而事实可能是，曹操只是引用周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而仍能事殷的典故。
另说，据说荀彧因反对曹操而死，第二年曹操就晋为魏公。吕先生认为如果曹操真有此心，怎么会管荀彧的态度。不过荀彧确实因此事，一直被排挤在太庙之外。
当年伏皇后被杀之事，也被指是曹操意图代汉的证据。吕先生认为，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曹操深知他这样的人必然有很多反对者，如果反对者都要杀掉，那要杀多少人？因此猜测伏皇后一定有什么其它的大事，才被曹操所杀。不过关联到伏完，他其实是在伏皇后被杀前几年就死了，和伏皇后无关。
我个人大多是赞成吕先生的意见的。曹操的功德和能力都是当时举世无双的，在道德上也大多无愧于汉朝，至于为人诟病的“挟天子”，要知道汉献帝如此暗弱，如若真对其毕恭毕敬，必然为人所用，不但牵连自己，而且也害了国家，所谓“如若国家无我一人，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从曹操到司马懿
据说石勒曾经把曹操和司马懿当成一路人，所谓“欺他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吕先生不同意这一点，司马懿父子工于心计，手段暴虐，完全与曹操那种平定天下的风格格格不入。对此，我深表赞同。
想想高平陵之变之后魏国内部的叛乱吧，先有王凌，后有文钦、毌丘俭以及诸葛诞，没有成功确实是因为司马氏能输出的武力值太高。
替魏延辩诬
魏延留给后人的悬案，一是子午谷之谋，二是造反之嫌。
从刘备让魏延领汉中，就能说明魏延至少在谋略上是优秀的，不亚于关张赵。那么第一次诸葛亮北伐时他提出的子午谷之谋如何呢？现在人认为即便此计成功，也无法守住长安。吕先生认为，如若魏延出兵，诸葛亮也许能避开马谡之败，结果就不好说了。
而诸葛亮死后，魏延被杀，吕先生认为史书上的记载都不堪真实。他认为，真实的历史恐怕是诸葛亮根本没来得及交代后事就死掉了，导致这些人因无主帅而内讧。至少不可能是魏延谋反，否则杨仪不可能不受重用。
诸葛亮死后蜀汉苟延残喘了二十九年。这期间魏国也有一大段内乱时期，其实正是北伐的好机会，只不过蒋琬、费祎都偏保守，等到姜维掌权时，魏国已经安定，就再无好机会了。
姜维和钟会
姜维为什么没见过刘备而能忠心耿耿于蜀汉？吕先生认为姜维老家在甘肃天水，是被曹操平定较晚的地方，因而他心存汉室。而钟会是钟繇的小儿子，长期为曹操镇守关中的，因此他心存曹魏。遇到司马昭乱魏，因而有夺权自立的野心。
吕先生把姜维和钟会比作落日下的余晖，我觉得很贴切。
孙吴建都南京
南京所谓六朝古都，是为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也。这六朝建都南京的原因，东晋是五胡乱华，被迫南下，孙吴旧都更为完整可用。宋、齐、梁、陈不过是承袭晋朝而已，唯有孙吴定都南京的原因值得讨论。
当年关羽被杀，孙权为什么不居荆州而进取呢？一是荆州凋敝，这也是庞统建议刘备取益州的原因之一；二是以荆州为前线必然要攻取襄阳，这并非易事。再加上吴魏长期在合肥方向上死磕，故而孙权建都在南京，更方便调兵遣将。
中国古代似乎有一个规律，北制南（如晋、宋、蒙、清）、西制东（如秦、唐），有人把它当作是地理上的优势，然实则是经济实力和文化上的差异所以。
司马懿如何人
此段实际讲司马氏如何。为什么司马氏口碑如此差，两晋还能延续一百六十余年？因为晋朝刚刚建立就遭到了北方胡人的入侵，人民大多也只能以司马氏为本族人的首领。即司马氏政权得以延续，多少受益于民族大环境变故。
当年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为何能被妥善处置？无非是司马氏对于武人的控制能力足够强。司马兄弟承司马懿、司马昭承司马师都能顺顺利利，权利过度没有遭受大的挑战。
司马氏之兴亡
吕先生认为，严约自己的手下，是司马氏成功的因素，然而用严酷的手段对付政敌，则是司马氏失败的因素。
晋惠帝废太子时，阎缵上书说明一个道理：用法太酷，动辄灭门，使人不敢尽忠。司马氏的残酷从当年司马懿平定辽东时就能看出来，高平陵之变司马氏掌权之后愈演愈烈，无论是武人还是名士，最后甚至到皇帝都有被杀，动不动就一灭三族。这种酷法最后都反噬到司马氏一族身上。
以下原文为文言文。
关羽欲杀曹公
当年关羽随刘备同曹操一起攻打吕布，关羽请求曹操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的妻子赐给他。曹操答应了，但是等他看到了秦宜禄妻的姿色，就“自纳之”。后来一次刘备跟着曹操一起打猎，关羽就劝刘备刺杀曹操，刘备没有答应。关羽常常有“惧色”。曹操发现了异常，派张辽去问，关羽回答说是因为曹公待他甚厚，但不忍背弃刘备，因此要报答曹操。
吕先生认为关羽的“惧色”就是因为当初秦宜禄妻被曹操“截胡”的缘故。
诸葛亮南征考
史书记载，诸葛亮平南之后，终其一生，南蛮不再复叛。这不是真的，事实上，朱褒、雍闿、高定、刘胄都有反叛过，多赖李恢、马忠等平叛。
且诸葛亮平定孟获之战，除了七擒七纵可疑外，战事也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毕竟诸葛亮都是正规军，打服南蛮并非难事，因此史书上记载甚略。
马谡在诸葛亮出兵之前给出攻心为上的建议，吕先生认为也是附会，毕竟这种策略不应是临时随机应变之术，更不需出兵前才说。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诸葛亮临死前写信给后主说自己家资足以自养，不别治生（没有其它的经营收入）。后世以此为廉洁的美谈。但事实上当时类似的人有很多，诸葛亮并不突出。
例如夏侯惇、徐邈、邓芝、吕岱、陈表、朱桓，常常有本人去世后，妻子饥困的案例。吕先生认为，只要人不贪污，将私家和公家分清即可，没有必要搞得死后让家人吃不上饭的地步，实在是过份了。
我认为，虽然如此，但古人以身后名为重，还是担心治生的行为为人所诟病，留下话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