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群体的艺术——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二、三卷
本文整理自“莺见”微信公众号：
(全文约1.2万字，阅读大概需要24分钟)
在前文中，我们粗略理解了《乌合之众》第一卷，即关于群体的特征、感情、道德、观念、推理与想象力，一言概之即群体具有孩童般的低智力特点。虽然如此，因为群体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冲动行为仍可以轻易造成社会动荡与变革。如果你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那么就会寻求驱使群体的方法与手段，让他们成为你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帮手。这本书的第二、三卷就阐述了更多关于驾驭群体所需的知识。
驾驭群体显然无法完全诉诸武力，而是让他们心甘情愿为你所用，因此你需要掌控、牵引他们的思想和认知，培养他们的信念，对他们的主张所有反应。第二卷，我们来看群体的主张与信念。
勒庞认为，“决定群体的主张和信念的因素，主要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我们可以通俗地这样理解：群体的思想，分别受到潜移默化的环境影响以及某一时刻的突发事件影响。事实上这句话的主语换成另一个词，通常也成立。比如2022年末ChatGPT的大热，是openAI日积月累的技术研发以及互联网宣传的共同作用。
第二卷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勒庞从种族、传统、时代、制度和教育5个方面论述间接因素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它们之间并不孤立，而是相互联结的。
种族
种族是影响群体主张和信念的最关键因素。它带有遗传的涵义，我们今天可以等价理解成观念上的基因，比如蒙古人拥有开疆拓土的基因，西方拥有殖民的基因等等。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没有说明种族影响群体的原理，我们可能得参考他之前的著作。但对此我深表怀疑，遗传固然有着极大的作用，但是这应该仅仅在不同物种之间或者同物种的不同子类之间的生物体条件上的。比如狼孩，一个婴孩在狼群中长大，拥有与狼相同的饮食与行为习惯，但是他终究具备语言能力和复杂思考能力。再比如西方人普遍天生比东方人在身体力量上更有优势等等。
如果一个人在完全不同的种族（仍然在人类社会）中长大，他会表现出与原种族相关联的特质吗？我们必须承认遗传因素至少会影响人的性格，但这是个体维度的。从群体或者说种族的角度看，能否体现出明显的遗传因素影响呢？
无论种族是否因生物遗传因素导致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种族拥有观念上的遗传因素，种族中的个体对自己的环境拥有充分的肯定和认可。那么的话，种族对群体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勒庞认为，“种族的力量十分强大，任何因素要从一个民族进入另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彻底的变化”。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清末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当然这其中有很大的讹误成份，写《劝世良言》的梁发被评价为在基督教上是半吊子，在儒家思想之下才写下这么一本质量一般的书。无论如何，假设基督教不做任何改造，我们可以想象它很难为除了西方之外的各种民族轻易接受，特别是在种族观念上就鲜有信仰习惯的中国人。另一个例子是蒙古人和满清入主中原，改变更多的是他们自己。
如果某些因素不能被改造以适应这个种族，甚至与种族观念是相悖的，那么即便它不会被立即排斥，也不可能存在太长时间。做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美国政府现在宣布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民众只有使用权，那么可以预测这项政策一定会以政府的下台而终止。
传统
传统是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抛开生物学意义，民族之所以是民族，恐怕只是其传统在起作用。中国的不同民族之间除了个别在外表上的差异（种族因素）之外，能区分他们的恐怕就是不同的习俗而已，这就是传统。
传统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群体有着保守的特质，即便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未能真正改变民族的传统。动荡过后，不久就又会重拾昔日的传统。
我们以历代农民起义为例，处于水深火热的大众为了推翻腐朽的王朝，不惜向新主子效命，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就又恢复到了往日被奴役的生活。只要有一口饭吃，他们心甘情愿被驱使、被压榨、被驯化。如果想改变这一制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可能就是这群人。
勒庞认为，“统治我们思想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我们任何反抗都不能伤害他们”。诚然思想对民族的影响之深、之远，但我们也能看到唤醒旧民族思维的尝试，比如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我们熟悉的鲁迅弃医从文。不过要想明显看到变化的效果，可能仍然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时间
这一节阐述了时间对于群体思想观念的影响。由于运动是绝对的，因此我们说时间可以影响一切，种族、传统无不是时间的产物，勒庞在这里的文字有些多余了。
我们唯一可以关注的一点是，有些变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成功，这是因为群体在足够长的时间上进行的经验积累。封建制度在20世纪初才被推翻，并非完全因为辛亥革命，而是过去百年间的民族思想发生了变化，封建皇权的那一套不再被接受。
只要时间尺度足够长，对民族观念影响甚微的因素也会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关注，近一百多年来，日本特别是韩国，正在逐渐施行去汉化的运动。汉字越来越少地出现在他们的书刊报纸电视广告中，他们的民族渐渐地和儒家文化发生了割裂甚至冲突，这也是时间效应的体现。勒庞认为的民族观念发生明显变化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如今只需要几十年便会看到。
政治和社会制度
勒庞不认为社会的缺陷可以由制度来弥补。我们可以这样分析，首先“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后者可理解为上面的传统，而传统是不能够轻易变化的，因此制度也应该是稳定的，且与特定的民族相契合，“法律和制度是民族需求的外在表现”。
如果不考虑民族的特点而强行建立某些制度，就会发生战争和革命，比如东欧剧变。
那么制度就会一成不变吗？当然不会，但必须一点一点地慢慢变化才可能不招致大的变乱和冲突。并且在没有出现更多问题之前，就不会尝试改变制度。“只有幼稚的人，才会花时间去重新创造制度”，按照他的观点，很多社会活动家就是在做无用功。
教育
勒庞在这一节中的观点放在今天的中国不能说很相似，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首先，“教育既不能赋予人道德，也不能赋予人幸福，因为教育根本无法改变人的本性和天生的激情”。如果这里指的是学校教育，那么我们是大概认可的。特别是在过去疯狂的功利式教育，一个学生的能力完全用学科成绩来衡量，黄冈、衡水等学科教育领域的领头羊风靡全国，到现在也毫无逊色，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经过军事化的学生。还记得前几个月在高考誓师大会上呐喊的女同学被网暴的事件，她没有做错什么，只能说社会越来越反对这种内卷的教育方式。
如今，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学习西方以ABCD等级来划分学生成绩而不是分数，增加更多学科外教育（如社团、兴趣班）等等，虽然还在初级阶段，但已经起了一个好头，毕竟中国人经历了1500年的科举，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也不现实。
证明群体抵触制度变化的一个例子是，虽然国家在教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广大家长们仍然沉迷于培养“小镇做题家”，以我家为例，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便参加了多项课外班，比如写字、英语、绘画、篮球。横向对比下来，我家这已经属于自然成长了，但也明显压榨了相当多的课外时间。随着年级的增长，课外班只能有增无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一场考试来定终身的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目前政府在教育上的改革举措注定只能浮于表面，等到中高年级，学生们的压力和负担不会和之前有任何变化。
诚然，要想出人头地，必然需要投入刻苦的学习，即便西方的学生也不例外，不过方式和方法值得深究。“通过背诵教材就能让智力提高”是错误的。死板的教育方法“很好地锻炼了年轻人的背书能力，但却丝毫没有锻炼到年轻人的判断能力和创造力”。
对此我深有体会，不知道现如今的初中课程是怎样的教学理念。我当年需要背诵的不仅仅是语文课文，还有历史和政治。比如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名词解释，一场政治会议的意义是什么等等，它们都有着不可质疑的标准答案。2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记得一些只言片语，但仍然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的背景和意义。它们对我来说只是一些要背诵的文字。
这样的现象在高中政治课上得到了一些改善，我的那位政治老师能很大程度上让学生去理解概念，而不是背诵，因此只要答案稍微靠点边，基本就能得满分。我希望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在更早出现，因为“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他的判断力、经验、创造力、性格、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东西都不是书本能够赋予的”。
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文凭的毕业生，但又只能消化一小部分（公务员），剩下的都需要自谋生路，在经济动荡等因素的刺激下，很容易成为国家的敌人。如果担心这样的事情，一种极端的手段是培养愚民。
第二卷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形象、词语和套话
在上一文中讲到群体的想象力时，我们提到了形象。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形象在树立群体信仰、调动群体感情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印证了群体在看待事物上的简单特质。
当我们提到秦桧，一种切齿之痛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那么秦桧给我们一种奸邪、卖国的形象；当我们提到焦裕禄，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鞠躬尽瘁的形象；当我们提到爱因斯坦，就是一种聪明睿智的形象。因此，虽然没有看到画面，我们也能从一些词语中感受到形象的力量。
词语具有唤醒形象的威力。有趣的是，“最容易促使群体行动的，反而是那些意思最不明确的词语”。勒庞用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这些例子。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往往是我们熟知的口号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又是官僚套话的一部分。
除了官僚体系外，互联网行业近年来是套话的重灾区，比如赋能、打法、聚焦、全链路、维度等等，据说以阿里系为重。前不久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中的“颗粒度”概念令人印象深刻，算是对这一现象的极度讽刺。
不可否认，这些套话传染性极强，它们体现出的一种高级感形象深入人心。但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具体代表什么，不同的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解读，这往往取决于人的经验、教育、职位以及所处环境。
因此，勒庞认为，“要想完整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是那些已经灭亡的民族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都破译了一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其中词汇背后所代表的形象是破译不了的。
即便不考虑那么远，今天中国大陆对“中国”一词的理解，和香港、台湾人对“中国”之理解也必然有所不同。甚至，我们必须承认，特别是那些出生于殖民时期的香港人，对“祖国”二字背后所蕴藏的感情也必然差异极大。因此在面对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国际事件时，我们就能理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了。
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时期亦拥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对“专家”这个概念，过去曾经是专业人士的敬称，如今早已成为了对夸夸其谈者的调侃，贬义意味甚浓，类似的还有“小姐”、“同志”等等。勒庞认为，“政治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用普通的词，至少是中性的词，去换掉那些群体极其讨厌的旧词”。例如，资产阶级、资本家，我们现在称为企业家。
幻觉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多数信仰实际上都是幻觉。冒犯地说，宗教就是幻觉，但并不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趋之若鹜。
群体需要幻觉来构筑文明，就像一个人需要憧憬才能努力工作。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智人之所以能够延续命脉至今，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虚构的故事以建立集体合作的生存模式。虚构的故事，就是幻觉。
幻觉对群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你想打破它，将会得到来自群体的最猛烈攻击。即便短期内幻觉被消灭，人们也总是会编出新的幻觉故事。幻觉就是人们活下去的希望。
不能将幻觉简单理解成迷信。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幻觉，因为科学“不能向人类承诺幸福”，但幻觉可以。太平天国试图向大众承诺一种绝对平等的社会，因而可以驱使人们前赴后继、赴汤蹈火；P2P诈骗向投资者承诺提供高额返利，因而吸引人们争前恐后往里投钱；人生也是一种幻觉，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受教育向我们承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和睦美满的家庭和富足体面的生活。
经验
幻想仍然是可以被消灭的，只不过可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试错，将经验总结起来才能发现必须放弃它。
在前文中，我们知道由于群体普遍浅见，因此经验很难被沉淀下来，至少一代人不太能把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中国在清末民国时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至少折腾了一个世纪，起码明白了帝制是一定要废弃的；而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明白了建立联合国的必要性（虽然时至今日仍然效果有限）。可以说经验要发挥作用，必然需要长时间的重复。
理性
勒庞在这里提到理性，完全是作为反例而存在。因为智力的原因，群体不可能在理性上有任何表现。即便强大如牛顿，也避免不了与宗教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晚年还疑似相信了炼金术这种缪论。
勒庞指出，“理性虽然为人类指明了文明之路，但它确实缺乏幻觉所能激起的那种勇敢和热情”。人类终究是感性动物，为了报知遇之恩，罔顾国力差距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诸葛亮、姜维能说明这个道理；为了报夺妾之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敞开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能说明这个道理。个人尚且如此，何况群体。
总体感受勒庞对于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论述并不是严格互斥的，它们之间互相连结。比如传统、经验与时间息息相关，幻觉也可能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看到潜移默化和感官刺激在对群体产生影响上的交相作用。
事实上这一部分已经点出了能直接影响群体行为的手段，即形象、套话。在下一章中将继续展开。
第二卷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群体的领袖
前文中我们有过一个论断，即群体总是倾向于服从。事实上这不限于人类，集体活动的动物也是如此，如狼、象、狮、猴，都有一位统领。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过去有哪些不自觉地服从行为。比如你和公司同事出去团建拓展，被划分成小组之后，是不是即便主持人没有明确指明，你们小组也会推举出一位代表来表达观点和意见。再比如你参加的一个旅行团和导游发生了争执，一旦有一位意志坚定、勇于表达的人站出来，大家都会立即支持他并视之为领袖。
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更多的是本能，和种族、教育背景关联并不大。“大多数普通人，除了对自己的专业有所了解，对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没有一个明确而理性的看法”。即便你是大学教授，如果遭遇如美剧《迷失》那样的坠机生还事件，你也必然和其他人一样听命于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领袖。
领袖如果想长期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那么必须拿出来一种足以持久迷惑群体的信仰才行。事实上，这就是在为群体创造幻觉。勒庞认为，“一个伟大领袖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信仰”。如果勒庞晚出生40年，那么他一定会引用希特勒的例子。众所周知，希特勒以其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打动了日耳曼人，让百万装甲部队成为实现其帝国野心的武器。他的前任冯·兴登堡虽然德高望重，却缺少这样的创造信仰的能力。
然而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上少之又少，勒庞特别举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者雷赛布的例子，他跨过了各种障碍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但随着年事已高，他的这种领袖意志力也逐渐消退，未能完成巴拿巴运河的开凿。类似的还有中国的武则天。
这类领袖都有意志力匮乏的一天，那么一般的领袖就更加如此了。大多数领袖只具备短时间的意志力，如果运用得当，也能创造出卓越的丰功伟绩。不过一旦失去了适合他的环境，便和普通人无异，再也看不到那种领袖魅力。
这种人一般不是国君，而是善于征战四方的战将。一有战事便有他的用武之地，否则就将被束之高阁。在今天娱乐至上的社会，前赴后继的明星们有的顺利成为了娱乐界的红人，但大多因为没有积淀，总想着赚快钱而难以长久。一个虚构的人物“李云龙”也可以作为这种领袖的代表，在战争年代他能大放异彩，但在和平时期就默默无闻了。
领袖的行为方式：断言、重复和传染
除了第一卷之外，各位野心家最应关注的就是书的这一部分，勒庞用简短的语言能让你入门如何驱使百姓。
首先是断言，不需要任何推导过程，直接下定结论。有这么一种说法，你只要被别人下了某种定义，你无论如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你的形象早就在他的头脑中定型了。
从收音机时代开始，我们便能轻易接触到各种断言。如今，“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资本家都在剥削人民”等论断深入人心，没人会去怀疑它们。至于这种断言是否真实、准确，并不重要，因为最后群体总会相信它们，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但是断言并不总会有效果，它需要不断重复。广告就是这么一种断言。你可以回忆一下，曾经是否对某种事物抱有偏见，但是最后仍然接纳了它。这很有可能就是断言被反复重复的效果。
基于这种原理，如果你想说服一个人，在他没有将你逐出门外的前提下，只要有耐心，最后你终将能达成目的。同样地，如果你的上司每天都会为你描绘公司的美好未来，激发你努力工作，你也会相信真的会搭上公司这趟列车走向人生巅峰。
一旦群体中的部分个体被重复的断言所打动，这时候传染机制便开始发挥作用，形成群体的倾向性意见。所以，作为群体的领袖，你完全不必在是否能说服所有人这个问题上有所担心，因为他们会相互影响，就像被乙烯催熟的一颗西红柿，也会帮助催熟其它西红柿一样。
1989年，由于波兰的带头示范作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纷纷倒台，史称“东欧剧变”，说明了传染不要求群体一定要在一起，即便相隔万里也能发挥作用。这也更加证明了信息控制的重要性，一旦群体发现了有模范的存在，便会自发被感染，采取相似的行动。
说到模范，它在群体传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像灯塔一样，它指导群体该如何做就能取得怎样的效果。一个立功的军人典范就能激起数以亿计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个爱岗敬业的劳动模范就能让无数社畜忘我地工作，而反过来一个被“双规”的腐败官员也能让百万公务员更加谨慎收手。
提几个近年来的案例，女星范某某的逃税案是广大娱乐明星的典范，头部主播薇某的逃税案是广大电商主播的典范，前国足教练李某的腐败案是广大体育系统官员的典范。事实上他们背后的类似案例一定多如牛毛，但如果没有典范的传染作用，惩教效果一定没有这么好。
接下来，勒庞认为，观点并非都是从上而下的。一些观点被大众普遍接受后，甚至会反过来迫使社会最高层接受它。如果对于统治阶级没有威胁的话，往往即便是荒谬的观点也是如此。西方社会对于LGBT群体的接受就促进了相关立法，允许同性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著名的有苹果CEO库克、openAI CEO山姆·奥特曼等等。
有野心的领袖可以充分利用群体中已经接受的观点，加以歪曲改造，然后在群体中传播，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算是贴近这方面的案例，张角利用已经流传民间的道教（指当时的黄老道），改造成太平道，进而聚众数十万，沉重打击了大汉朝廷。在现代具有这种宗派特征的可以看乌克兰的人民公仆党。
声望
“声望的本质，其实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的精神统治”。
“在这种精神统治下，我们的批判能力被麻痹了，因此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奇和敬畏”。
声望是一种标签，拥有这种标签的事物，群体总是无条件的服从、接受和尊敬。将其视之为真理，对与这种标签有冲突的观点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敌视态度。如果某个人具有一定的声望，那么他的一声号令，就会引得天下人振臂响应。
我们知道古代的皇族，特别是有一定皇位继承权的皇族，具有重建朝纲的声望，因此往往为掌权者所不容。于是，即便南宋、北蒙、南明势力微不足道，后继者仍然有必要兴师动众将其铲草除根。
在近现代，我们知道戴高乐、胡志明、金日成、曼德拉、昂山素季、朴槿惠都是具有国家领袖级别威望的人，因此他们一旦有条件，就能轻易上位组建政府，操控国家命运。不过这些人的声望来源各不相同。
昂山素季、朴槿惠之流属于明显的先天声望型，来自于她们的父亲。在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出身，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富贵或贫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的家庭和环境。比如“星二代”往往从小开始就自带流量，借着父母的影响力就能获取大量资源，这是草根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先天声望往往需要本人的持续表现而加强或减弱，如果能力不够强大，依然逃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比如昂山素季虽然短时间内获取了政权，但在军政府的专制力下仍然弱不禁风，逃不过再次入狱的命运。
后天声望来自于个人的成果、职位或者财富。比如马斯克拥有在商业及科技界的声望，爱因斯坦拥有在物理科学方面的声望，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拥有在政治界的声望，而科比·布莱恩特、C罗等拥有在体育界的声望，成龙拥有在影视界的声望。
不过，一旦这些人失去了给他们带来声望的东西，那么声望自然也会很快消失。比如当年叱咤风云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苏联解体时黯然下台的戈尔巴乔夫，更遑论那些退役的体育明星、演艺明星和生意失败的大商人。
可见，无论哪种声望，“成功是声望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如果没有了成功，声望几乎也会烟消云散”。昂山素季、朴槿惠和小布什同样具有先天的政治声望，但是这两位女性全都失败了。“下周回国”的贾老板因为造车始终不成功，从10年前的成功企业家变成了有国不能回、人人喊打的落魄商人。而我们最应该要提到的是跨栏飞人刘翔，他在成功时，万众瞩目，他在失败时，全国人都在落井下石。
只要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你几乎不可能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始终保持成功，你终将有年老体衰的那一刻，如同武则天一样，声望将会离你而去。因此，适可而止、急流勇退有时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所以有这么一种观点，历史人的一些名人，不长命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名垂青史的好名声。
作为领袖，你与群众的接触越多，越会暴露自己的缺点，从而影响声望。勒庞认为，“要想让群众敬仰你，你就必须永远与他们保持距离”。可见，领袖建立威望，强化其领导地位，必要要脱离群众。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团队的领袖，你应当注意不要与大家私下里走太近。
第二卷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主张的变化范围
这一章的核心观点其实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及过了。勒庞认为，群体的信念可以分为恒久而强烈的牢固信念，和短暂易变的主张。
前面说过，由于种族、时间等因素的影响，长期的信念很难形成，但一旦形成，也不容易消除。如果要消除它，往往需要暴力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的颠覆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不过，中国革命者一开始并未意识到这一原理，因此一开始尝试的是温和的方式，但并未成功。
虽然如此，即便暴力革命能消除长期信念，但也仅仅在于这种信念正在失去对人们的控制力之时。20世纪初，受到东西方各种革命思潮的影响，封禁帝制快速被中国人所抛弃，这才让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因此，“暴力革命就是用来清除最后的信念残渣的”。
对勒庞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仍然莫过于法国大革命了。2011年利比亚爆发的内战则是利比亚人民对独裁者卡扎菲的信仰崩塌，类似的还有同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下台以及更早的苏联解体。试想，有一天如果伊斯兰教失去了某个穆斯林国家人民的信仰，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次暴力革命彻底颠覆国家制度。
普遍信念如果还没开始动摇，那么人们将会无情地维护它。中世纪意大利人布鲁诺的焚刑就是典型的案例。直到现在的一些政教一体政权中，违反教义也将会得到无情的惩罚。即便有时候这些信念看上去很荒谬，坚定的信众仍然会坚定不移地奉为圭臬。比如印度人相信肮脏的恒河水以及牛尿能净化身体、治疗疾病，这已经不能用迷信来解释了。世界各地都有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荒唐信仰，只要有人相信，它们就会一直存在。
勒庞在这里抨击了社会主义，他认为其无法成功，甚至都不如宗教，他说“宗教信仰允诺的那些幸福理想，只能在将来实现，所以没人能提出异议；而社会主义信念允诺的幸福理想，则应该在当前的世界实现，因此只要将其付诸实践，它的允诺的空洞无物就会立刻显露无遗，这种新的信念也就会立即身败名裂。”对此我们在这里无法过多评论，大家可以参考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自行理解。
关于群体多变的主张，我们在前文中也有多涉及。由于群体易被暗示、传染的特征，导致群体在一些观点上特别容易左右摇摆。不过，这种摇摆是轻风吹过水面激起的涟漪，并不长久，特别是那些与民族观念相悖的观点，一定会被群体所抛弃。
勒庞提出一个观点，即在他的那个时代，群体主张频繁多变远超过去，主要是由于三点原因造成的：
- 旧的信念的影响力日渐缩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对暂时的主张施加影响
- 群体的力量日益变大，受到的阻碍也越来越少
- 报业最近的发展策略，是不断地为大家提供完全相反的主张
由于时代的不同，这三点原因虽然不能完全且显著地在今天的社会表现出来，不过如果细加分析就能发现一些雷同的端倪。
我们以中国的互联网网民为例（他们是最容易观察的群体，且不涉及敏感政治因素）。这些人非常容易受到舆论导向的操控，成为很多热门事件推波助澜的帮凶。今天虽然实体报业早就落寞了，但只不过以互联网新媒体的方式重新出现，而且对群体的触达更加直接。过去你还需要付费买报纸才能看到的新闻内容，今天会强行推送到你的手机上。在这样的连接下，只要一种观点被抛了出来，一定就会快速建立起一批观点的追随者和反对者。
有时候观点会一边倒，持有该观点的群体凝聚在一起，发起的舆论战会轻易影响互联网之外的社会行为。最近，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网民们开始了对农夫山泉及其掌门人的攻击，导致其产品销量的下降。我们能看到典型的群体褊狭特质，同时也看到了群体能发挥的巨大力量。
这样的舆论之下，有的政府官媒会尝试纠正不健康的观点。过去数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人习惯了对政府毕恭毕敬，习惯以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自居。但今天的社会中，越来越允许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网民们常常对官媒的观点发起驳斥，甚至是嘲讽。政府（特别是低级政府部门）对网络群体的影响力愈来愈低。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和特点
最后一卷我们关注的有效内容并不多，特别是其中关于陪审团、选民、议会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制度，与我国大相径庭，仅供参考，不做过多叙述。
勒庞将群体分为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前者是群体的低级形态，往往由不同种族的人构成，而后者具有更多的共同特征。
异质性群体又可以分为无名称群体和有名称群体，区别在于前者没有责任感，而后者有责任感。
我们试着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旅行团的成员属于无名称群体，除了行程相同外，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一旦遭遇导游的霸凌，大多数时候不能做到共同对抗。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们属于有名称群体，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参会的目标和职责是相同的。
同质性群体可分为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三种。
派别的成员具有共同的信仰，比如都是共产党员。身份团队在此基础上则具有相同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或者领域，比如大学教授们。而阶级成员的共同点是利益和类似的生活与教育习惯，比如那些热衷于移民的明星、企业家们。
作为普通人而言，从不同方面讲也是不同类型群体的成员。比如每日上班打卡的白领蓝领们，也许衣食无忧，但是过度依赖经济大环境和产业兴衰，使得他们对就业环境的好坏特别敏感，这是阶级群体。这其中，白领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拥有更轻松的工作机会，这是身份团体。有些人笃信佛教或基督教，日常常常参加相关活动，这是派别。如果他们去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参加社会志愿服务，这又是无名称异质性群体和有名称异质性群体。
勒庞以犯罪群体、重罪法庭的陪审团群体、选民群体和议会群体为例来解释了一些异质性群体的行为特征。
犯罪群体有时候受到群体内传染以及暗示的影响，犯下杀人等重罪的人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而是在伸张正义。勒庞列举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案例，而这种案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都屡见不鲜。在很多美国的影视剧中，我们能看到一群非裔青少年相互鼓动去抢劫，杀富济贫。行为当事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严重性，群体内的范围让他失去了对是非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当家长们对孩子是否有不良朋友特别敏感的原因之一。
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今天的中国香港仍然在施行，往往被告是否有罪要取决于几位来自不同背景、工作、教育程度和社会经验的陪审员。这带来一个风险，即如果陪审员被操控或影响，那么将会导致冤案错案。作为异质性群体，陪审团的判断能力参差不齐，在群体的那些特点影响下，做出的决定往往也错误百出。如果有某一位陪审员具有主见性，那么律师只需要影响或干预他的判断即可。1995年著名的美国辛普森杀妻案，陪审团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定，引起巨大轰动。
选民和议会群体的表现，我们从西方整体的表现上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美国总统的选举还是英国议会的辩论赛，都具有浓重的戏剧性色彩，和儒家文化的稳重相比天差地别。由于群体做不出来什么理智性的决定，因此那些结果我们看一看就得了，票数无非都是用脚投的。
最后的总结
《乌合之众》不到12万字，我用2万多字做出如上浅显的理解分析。我们总以为，最近200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狂飙阶段，时隔一个世纪甚至几十年都是天壤之别。在技术面貌上确实如此，但是从智力、思想上来看还有待斟酌。我以为，至少从这本书上来看，人类的表现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至少这200年是如此。
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不同的群体环境当中，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同化和暗示。过去我们很难发现，但是读完《乌合之众》，也许就可以具备在某一瞬间打开“上帝视角”的能力，重新审查周围人的表现和自身的言谈举止，让狂热降下温来，变得更加理智。
总结《乌合之众》的关键词：“无意识”、“传染”、“暗示”、“低智”、“简单”、“服从”。
（文中大部分图片采用AI生成）